
公元二世纪末,东汉将倾上海股票配资网站,战火连天。设想一个黄昏,洛阳城外的客栈里,几个背井离乡求仕的年轻人围着昏黄的油灯闲聊,有人忽然说起:“若有生死与共的朋友,就按羊角哀、左伯桃那样,才算真交情。”在那个年代,提起结义,多半想到的并不是关羽,而是那两位名字略显陌生的春秋人。今天大家结拜多拜关二爷,这一路变过来的过程,其实牵扯出一条颇长的文化脉络。
有意思的是,民间口口相传的“桃园三结义”,在东汉并不存在固定文本,而是到了明代《三国演义》问世之后,才慢慢定型,影响力节节攀升,把更早一层的“羊左之交”挤到了角落里。要弄清楚“我们拜关羽,刘关张当年拜谁”这个问题,就得从羊角哀、左伯桃这段“名不见经传”的故事讲起,再看它如何一步步被关二爷所取代。
春秋时期的羊角哀、左伯桃,其人其事,在《史记》《左传》这样的重要史书里都找不到完整记载,算不上名士,却在很早的典籍当中留下了影子。西汉刘向编撰《列士传》时曾专门记过他们的故事,只是这部书原文在宋代已经失传,如今所见,多是后人从唐、宋文人散见的文字中重新拼合出来的轮廓,略显残缺,却又足以勾勒出一段极端的兄弟情义。
故事大致发生在春秋晚期,大环境并不宽松。诸侯相争,士人游走于列国之间,指望“遇明主”改变命运。羊角哀与左伯桃同为求仕之士,有交往日久的深交,有一种当时人常说的“死友”之约。二人同路投楚,途中遇上大雪封路,粮食将尽,寒冷侵骨,情形简直到了生死关头。
试想一下,在那样的境地里,既无亲属,也没随从,前不着村后不着店,只能靠身边这一个同伴。左伯桃心里明白,两人一起硬扛,很可能谁也走不到楚国。于是他对羊角哀说了一段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话,大意是:“这是上天不肯保全我们。如果一个人死,另一个人还能活着、还能出仕,就不算全盘皆输;若二人俱亡,尸骨都没人收,就太不值了。我才不及你,活下去也不过平平无奇,反会拖累你。”这番话听起来有些决绝,却也冷静得近乎残酷。
说完,他把身上仅剩的衣物与粮食留给羊角哀,转身走入树林,绝意赴死。那一刻若真在场,大概谁也劝不住。羊角哀带着这份托付继续前行,在楚国终于得到楚平王的赏识,仕途展开。消息传到楚廷,楚平王听了这段故事,也颇为震动,特意下令厚葬左伯桃,用上卿之礼加以优待,算是对其“舍身成全”的一种承认。
从这里开始,故事出现了一个带有强烈志怪色彩的续篇。某日夜里,左伯桃托梦给羊角哀,梦境中他说:“蒙你关照,我得楚王厚葬。只是我的坟边有荆将军之墓,他总来欺凌,我屡战屡败。十五日那天,我与他还有一战,你若能来助我,或可转败为胜;若你不来,只怕仍难敌他。”梦醒之后,羊角哀心绪难平,到了约定日子,他带人来到左伯桃墓前,陈列兵马,行祭礼,最终选择自刎,以死相从。
这样的结局,力量很大,却也让人心里隐隐发紧。左伯桃为成全朋友主动赴死,羊角哀为了“地下再会”自杀殉交,这在后世被称为“羊左之交”,与“管鲍之交”“刎颈之交”并列,被视作友谊极致的象征。不可否认,从情义角度看,二人都做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程度,甚至在很多评论中,他们的感情完全不逊于后世刘关张之间的“生死之交”。
一、从小故事到大典范:羊左之交怎么被“放大”
西汉时,关于羊角哀和左伯桃的记载,内容很简短,结构基本就四个环节:结交同游、雪中绝境、留粮赴死、托梦相召、自杀相随。这一条主线奠定之后,后世流传的版本大多都绕不过这几步,只是细节有增有减。
魏晋时代,羊左故事还不算特别出名,典籍里偶尔出现,往往也只是提一句。例如王肃撰写的《丧服要记》中,记鲁哀公与孔子谈论“朋友之义”时,说到左伯桃冻死,羊角哀为其收敛骸骨、为他做寒衣之事。王肃出身琅琊王氏,学问根基深厚,其说法在当时算颇有分量,从侧面印证,羊左之事应该早在孔子之前就已广为人知。
关于羊、左二人所在地,《魏书》中还提到,山东一带的廪丘县有羊角哀、左伯桃之墓,可见当地已经把这段故事实地化、神圣化。当时的士人群体,对于这种“以死相交”的友谊,评价虽不算喧闹,却多持肯定态度。在礼制和丧服的讨论中,大家常拿羊左作为例子来说明“朋友之重”,这一点颇值得玩味。
真正让羊左故事走向大众视野的,是隋唐时期。隋唐科举兴起,士人队伍扩大,关于“义气”“交友”的故事,恰好符合这一代人的心态。唐人不仅大力赞赏《列士传》残存的文字,还围绕羊左二人创作了不少诗歌、志怪小说。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变文里,也可以看到与羊左有关的韵文,可见其影响已经从读书圈扩展到了更广泛的信众层面。
有意思的是,到了唐代,对“谁主动赴死”这一细节,分歧开始出现。东晋干宝的《搜神记》说,主动赠粮赴死的是左伯桃,后续版本多沿用这一说法。但像《高士传》《良士传》以及一些诗文中,却改成了羊角哀主动牺牲。这一点,在当时就引发讨论。细究之下,可以感到一种微妙的调适:谁死谁活、谁成全谁,牵涉到价值判断,有的作者更希望塑造“舍身成全朋友”的形象在某一方身上集中体现,便顺势改了主语。
唐代文人论及羊左,多在“奇”“重”二字上做文章。楚王那句“朋友之重,奇哉奇哉”,被干宝录入《搜神记》,之后反复被引用。南朝人的《广绝交论》只是简短评之为“徽烈”,点到为止。整体来看,羊左故事在这一阶段的作用,主要是为“友道”提供一个极端样本,让读书人有所凭依。
二、理学眼中的羊左:从故事到道德标杆
进入宋代,局面就不太一样了。儒学经过一个长期的发展和转化,理学兴起,强调“纲常”“名分”“天理”,对于“朋友之义”的要求也随之被提升。羊角哀、左伯桃这段故事,自然而然被纳入这一套新的价值体系,当成“友道不坠”的典范。
宋人整理旧书时,把羊左故事收入《太平御览》《册府元龟》《太平寰宇记》等大型类书之中,这等于给了它一次官方层面的认证。各地志书中也常常顺带提到羊左墓冢所在,叙述渐趋固定:主流相信是左伯桃舍命留粮,羊角哀得以出仕,而后又因梦相召,在故人墓前自尽。
值得一提的是,宋代文人不满足于简单复述,他们会围绕这段故事展开议论,把它放进儒家“三纲五常”的框架中去解读。蒋之奇感叹“末世友道绝……市道良可哀”,意思是说晚近世风日下,人与人之间只剩交易,所以更要借羊左故事来提振风气。周邦彦则认为“古交久沦丧……要可兴薄俗”,显然把羊左之交视作一种可以“移风易俗”的道德资源。
还有一些地方性传说被附会到羊左身上。《景定建康志》中记载一则故事:某地官员魏伦想砍伐羊左墓上的树木,夜里羊角哀之魂托梦给知县关杞,请求保护。关杞惊醒后,立刻下令禁伐,这则故事在当时流传颇广。这个情节一看就带有鲜明的宋代气息——讲的是“官要敬义士之墓”,体现的是官方与道德之间的一种互动。
整体来看,理学的视角下,羊左之交已经不仅仅是一段感人的旧事,而被提升为“朋友之常道”的标杆。凡事有了对照,便有了要求,士人谈交友、论节义时,常拿羊左出来举例,对自己、对后生都构成一种道德压力。不得不说,这种文化氛围,为后来关羽“义薄云天”的形象铺垫了基础。
三、元明小说兴起:羊左的光芒与隐忧
时间推进到元明,市民社会逐渐成形,评话、戏曲、小说空前繁荣,各类历史故事都进入了一个“再加工”的年代。羊角哀、左伯桃自然也没能置身事外。
这一时期的作品,常常开门见山,不再像以前那样委婉含蓄,而是直接点题。例如《羊角哀舍命全交》一文,干脆用标题告诉读者:这是一个为朋友舍命的故事。开篇就明言羊左之交符合“天理”“友悌”之道,既是故事,又是说教。小说在叙述过程中,会特意强化“忠信”“仁义”等关键词,让读者在情节起伏之间,隐约感到一种道德评判。
另一篇《金兰谊》中,羊左故事被进一步神话。左伯桃再度托梦,传达天界旨意,说玉帝表彰二人“立万世朋友之纲常,明千秋弟兄之节义”,准许他们“位列仙班”。这样的说法,标志着羊左从“人间义士”上升到“有仙格”的道德象征。民间信众若对“朋友义气”有所期待,就很容易把目光投向这样的故事。
不过,元明的再创作也出现了一些明显错误。比如有的版本认定楚国那位“荆将军”就是战国刺秦的荆轲,这在时间上完全对不上,只能算典型的“张冠李戴”。这类问题,后来学者已有明确指出,属于文学演绎过度造成的史实混淆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,到了明代,一部分作者开始对羊左故事做出反思。有人提出,羊角哀在得到楚王赏识之后,为了响应旧友托梦而自杀,这究竟算不算合乎“孝”“忠”?明代小说《羊角哀舍命全交》中就批评道:羊角哀不顾楚王知遇之恩,不顾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”,只为了完成朋友之谊就结束性命,这种行为被形容为“以狂药饮之”,好像一个人吃了迷幻之物,只剩意气用事。
这种批评声音,说明在当时的伦理视野里,“朋友之义”虽然很重,但还要夹在“君恩”“亲情”之间权衡。如果朋友之义已经高到可以压倒一切,哪怕让人轻易舍生,这种价值观就会令人警惕。羊左故事的“极端”,在宋人眼里是可歌可泣,到明人这里就多了一层“过头”的意味。
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位新的“义气代表”悄然走上舞台,那就是在市民故事世界里越来越耀眼的关羽。
四、桃园结义走红:关二爷如何取代羊左
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桃园结义的故事,并非东汉人亲眼所见的历史记录,而是明代长篇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系统塑造的情节。《三国演义》成书于元末明初,作者罗贯中在陈寿《三国志》及裴松之注的基础上,吸收宋元话本、戏曲和民间传闻,为三国人物添上大量细节,让这些人物从冷冰冰的史料中“活”了起来。
正史《三国志》确实记载了关羽忠于刘备,多次立功,最后战死彝陵附近的经历。但像“桃园三结义”“千里走单骑”这样的桥段,并非陈寿原文,而是后世的演义加工。这一点,现在学界已有共识。问题在于,普通读者接触更多的是《三国演义》,久而久之,演义中的关羽形象,反过来压过了正史记载,在民间几乎被视作“真实历史”。
在这一版本的构造里,刘关张三人初见时情景极具戏剧性:乱世之中,三人志同道合,认为天下大势既乱,便应先结为兄弟,共图大业。于是选择在桃园之中,设香案、宰牲畜、焚黄纸,结为兄弟。至于拜的是谁,《三国演义》开篇多提“皇天后土、神明在上”,强调的是对天地神祇的见证。这也符合传统祭祀观念:重要誓约,多以天地为证。
然而,从文化心理来看,当时很多人心中“义气之最”的榜样,很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羊角哀、左伯桃。汉末若真有三人结义,参考的对象谁最合适?在那个尚未出现关羽神化形象的年代,羊左之交确实算是“顶流典范”。这也是后来有学者推测,刘关张当年拜天地的背后,实则以古来的“义士”为模范,羊左二人自然在列。
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深入人心,关键在于它对人物性格的塑造非常鲜明。刘备被写成“仁”,诸葛亮代表“智”,而关羽集中体现“忠”“义”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、千里走单骑、华容道义释曹操,这些场景在小说中铺陈得极其精彩。尤其“只因当日桃园结义,誓同生死”,让关羽的动作、抉择在读者眼中,都带着一层“为兄弟而战”的光辉。
随着戏曲、评书、庙会等民间活动传播,关羽的形象越刻越深。他不仅是蜀汉名将,还是“武财神”“关圣帝君”“文衡圣帝”等多重身份的集合体。商人拜他求财,读书人求他保佑科举,江湖帮会则把他当作“义气之神”。对于后两者来说,结拜、立誓时拜关二爷,几乎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
与之对比,羊角哀、左伯桃的故事存在两个天然弱势。其一,人物生平模糊,除了那段舍生的情节之外,没有太多可讲的传奇经历,很难支撑起庙宇崇奉、戏曲演出。其二,他们的行为模式过于极端,到明清以后,经不起伦理上的细致推敲。有人赞叹他们“生死不渝”,也有人觉得他们“轻命”,拿这种故事教育后人,多少有些为难。
所以,在市民社会的选择之下,群众自然更愿意拥戴一个既讲义气,又有战功,又有神格,又会“保佑”的对象。关羽恰好符合这些要求。到了清代之后,关羽被封号不断加码,成为极少数集“忠、义、勇、财”于一身的综合象征。各地结拜,香案上供奉他,几乎再没有悬念。
五、现在少见结拜,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变化
今天再看身边,其实很少听说谁要正式摆下香案、宰鸡烧黄纸、发誓结拜。即便有,多是娱乐化、仪式感,而不再带有那种“生死与共”的严肃意味。与其说“桃园结义不流行了”,不如说支撑这种仪式的社会条件已经悄然变化。
先看早期的情况。春秋至汉代,士人游走列国,仕途飘摇。要想立足,一个人很难,结交几位“肯为自己出头的朋友”,几乎是一道生存题。羊角哀、左伯桃这样长期同行、共担风险的搭档,在那个背景下并不罕见,只是他们最后把这份交情推到极致,成为文献中流传的个案。
到了三国、魏晋南北朝,战乱更频,地方势力林立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这样的组合,既是亲密伙伴,也是政治共同体。所谓“结义”,既是感情表态,也是政治宣言,其意义远超私人友谊。换句话说,在那种缺乏稳定秩序的时代,人与人之间需要用极端的方式证明“可靠”。
宋元明清时期,虽然中央集权逐步稳固,但社会底层、江湖组织、帮会群体仍然存在相当的灰色地带。市井阶层往往通过拜盟、结义设立内部秩序,关二爷在这种结构中被全力推崇,是符合他们现实需要的。结拜仪式越隆重,成员之间越不敢轻言背弃,从这个角度看,它是一种“民间契约”。
近现代以来,国家法制日渐完善,社会组织逐步纳入正式轨道,人身流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。工作、合作、同乡、同学等关系都有制度化保障,人们需要靠“磕头盟誓”来维持信任的场景越来越少。再加上影视、网络文化对“结拜”大量娱乐化处理,使其慢慢从严肃仪式变成一种故事元素,观众看得津津有味,现实中却不再照搬。
关羽的影响力确实依旧存在,在各地庙宇、商铺、影视作品中仍然频频出现。但把“拜关二爷”视为结拜标配的人群范围,已经越来越窄。一些地区的传统会馆、行业公所、旧式帮会还会沿袭旧礼,而大多数普通人,即便敬佩关羽,也多停留在文化符号层面,并不真的把自己和他捆绑在一个“生死契约”的想象里。
回头看那句流传甚广的话——“宁学桃园三结义,不学瓦岗一炷香”。桃园三结义,讲的是同志同心、患难与共;瓦岗一炷香,后来往往被解释为“众叛亲离、各自为谋”的反面例子。民间用这两段故事提醒人,交友要看得长远,不能仅凭一时热血。只是时代更迭,真正需要拿性命去验证的关系已经不多,羊左也好,关羽也罢,更多成了挂在口头上的比喻。
值得一提的是,从羊角哀、左伯桃到关羽,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始终未断,那就是对“义”的追求。春秋时的“死友”,汉代的“列士”,宋代强调的“友道”,明清戏本里反复歌颂的“金兰谊”,本质上都在围绕一个问题打转:人与人之间,在利益之外,还能不能有一点不算计的担当。
羊左之交给出的答案,偏向极端,几乎把生命全部押上;关羽的做法,在小说构造中则显得略为“折中”——他也重义气,但仍然有君臣之分,有国家之重,行为被安放在更大一张网里。也正因为如此,在漫长的民间选择过程中,关羽逐步取代羊左,成为“义气化身”,结拜仪式也随之“拜关二爷”而不再提及春秋旧人,这其实是文化自我调适的一种结果。
至于刘备、关羽、张飞当年在桃园之下,究竟心中拜的是“皇天后土”,还是把羊角哀、左伯桃这样的人物视作暗中的榜样,这一点史料无法给出确证。但从汉末以降的观念习惯来看,把当时最负盛名的“义士”当作标杆,倒是符合常理。可以说,羊左故事虽然在后世庙堂和市井中逐渐退场上海股票配资网站,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,悄悄为后来所有关于“结义”的想象打好了底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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